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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來的包容與原則

時間:2017年02月19日信息來源:中紅網—中國紅色旅游網收藏此文 【字體:

 周恩來有一個堂伯,清朝末年從淮安去往北京做了一名京官,民國初又在北洋政府任職,先后擔任過袁世凱大元帥府和江蘇督軍李純的秘書。1920年10月,周恩來去法國留學,從天津前往上海乘船。途經南京時,他曾去看望了這位堂伯,并向他辭行。堂伯勉勵周恩來要為周家增光,還送了他一些盤纏。

    1922年,這位堂伯從南京回到淮安,買地600畝,賦閑在家,做起了寓公。這一年,他的侄子周恩來加入了共產黨。

    1927年以后,蔣介石公開反共,掌控了領導權的國民黨開始大肆鎮壓共產黨人,繼而又一次次追剿江西等地的共產黨的根據地,并宣稱共產黨是“共匪”。作為“共匪”的領導人,周恩來被懸賞了8萬大洋。堂伯知道后很生氣,認為侄子出洋沒有學好,反而學成了“匪”。于是他要采取措施,首先他不再允許他的孫子們去洋學堂上學,只讓他們留在家中老老實實念私塾。他對孫子們說:你們的七叔(周恩來大排行七)就是因為上了洋學堂,才出去造反,參加了亂黨。其次他把周恩來的名字從他所編寫的周氏家譜中刪除出去了。因為按照封建家族的規矩,家中子弟中凡有偷盜行為和做了土匪的,都不能入家譜。既然周恩來是“共匪”,那就不能進家譜。

    在那個艱苦與危險的革命年代,周恩來也沒有和親屬們取得聯系,正如他在幾十年后所說的“當時是怕連累了大家”。曾經有一位紹興的本家妹妹去天津看望過周恩來的四伯母(周恩來在東北和天津上學時的實際撫養人周曼青的夫人),四伯母對這位姑娘說自己平時深居簡出,從不主動和外人來往,并勸這位姑娘以后也不要再來了。

    八年抗戰時期,堂伯已從淮安遷居揚州。由于當時日本侵略者在各地設置關卡,老百姓出行困難重重,堂伯在淮安的田地便日漸疏于管理。老人最終不得已將田產分幾次賣掉,家境從此陷入困境。而他的侄子周恩來所參與領導的那個共產黨卻在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斗爭中不斷發展壯大了。

    1946年6月,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來到南京與國民黨談判。堂伯在報上看到消息,便從揚州趕到南京和周恩來見面。堂伯曾經對共產黨對周恩來的偏見,周恩來通過其他親屬早已有所耳聞,但他依然熱情地接待了堂伯,與他暢談時局形勢。臨別時,他又特意為老人手錄其詩:“廿載音書絕,連朝情話欣;老夫終伏櫪,尚待紀奇勛。”以此鼓勵老人振作起來,繼續為社會服務。

    此時,堂伯對周恩來的看法自然有所轉變。回到揚州后,他對孫輩說道:“咱們周家就出了這么一個。”

    三年后的1949年春,共產黨的軍隊已進駐北平。這時便有在揚州的朋友向堂伯建議,說你的的侄兒已經進駐北平了,你還不快去北平投奔他。老人卻說:嗯,我還要再看看。

    不久,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攻占了南京國民黨總統府。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冬天,老人由一個孫子陪同從揚州來到北京,投奔侄兒周恩來。

    周恩來又很好地接待了堂伯,安排他住進飯店,吃住都有人照顧,周末則接他進西花廳共進午餐。老人有病,立刻派醫生護士前去醫治。

    1950年,中央文史館成立,其館員大都是由前清和北洋政府的舊官員以及一些文化名人,一來為幫助他們解決生活問題,二來為團結他們一起為新的社會服務。老人在朋友的介紹下也加入了中央文史館。有時周恩來在西花廳陪老人聊天時,還會向他咨詢一些有關當年北洋政府的建制情況,并拿出紙筆來認真記錄。這些都使老人十分欣慰,感到自己還能夠老有所用。1951年,老人唯一的兒子在揚州去世,老人受到一次沉重的打擊。當時隨他一起來北京的孫子已經參加了工作,搬到集體宿舍去住了。細心的周恩來擔心老人過于悲傷和孤獨,又將老人的另一個年紀尚小的曾孫也接到北京來,一邊上學一邊陪伴老人,就是我們民間常說的,讓這個小孩子為老太爺“暖腳”。

    不過,周恩來對老人的包容又是有原則的。他在第一次接待老人時說過一句話,他說:“既來之,則安之。”意思是,既然來了,就不要回南方了。聰明的周恩來預料的不錯,老人在北京住了一段時間后,果然向周恩來提出他想回一趟紹興老家。他為什么要回紹興呢?因為他在紹興還有一處房產的問題多年來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現在他的侄子當了國家領導人,他認為這次再回紹興,當地政府一定會幫助他把這個問題徹底解決了。但是周恩來沒有同意,他對老人說:還是不要回去了吧,紹興縣政府的同志工作都很忙,你老回去,人家又要抽出時間和人力來接待你,這樣會影響他們的工作。周恩來一貫反對封建社會皇親國戚“衣錦還鄉”的舊習俗,他不愿意由于自己的親屬在家鄉受到高規格的款待而破壞了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在周恩來那里,共產黨人既要繼承中華民族敬老愛幼的優秀品德,又要廢除“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封建舊習俗,這就是周恩來作為一個革命家的包容與原則。

 老人畢竟也是久經封建官場的過來人,他立刻明白了周恩來的意思,以后再也不提回鄉的事了。不但如此,他還主動幫助周恩來做其他親屬的工作。當時有紹興的親屬因為失業而寫信求他幫助解決工作問題,他回信道:“不獨尊府,舍間本家親戚年誼知交大率情形相同,舍侄地位固不便一一發交下屬,致涉私心。”“去年政務院兩次明令頒布救濟知識分子及失業失學群眾各項辦法,實皆有為。”“最好亦囑其在外就近向某某機關伺機登記,青年則投考學習或參軍等等,工商軍政各視所宜可耳。”

    為了讓堂伯對共產黨對新中國有進一步的了解,周恩來特意送給老人一本小冊子——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老人認真看過,十分欽佩毛澤東對新政權的設計,也慚愧自己過去對共產黨了解的太少。他恭恭敬敬用小楷書法一字一字將《新民主主義論》全文抄下。1951年10月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兩周年的日子,老人還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文章,表達了對新中國的贊同。

    周恩來曾多次在公開場合承認自己出身于一個沒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說:“否定封建的親屬關系不是要消滅他們,而是要救他們,把他們改造成新人。”

(編輯:張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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